论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家庭投资不足的原因及扩大投资对策

李忠斌

摘要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家庭投资的支撑,文章分析了当前民族地区家庭教育投资不足的原因,提出了扩大教育供给,增强家庭教育消费能力,构建以就业、产业为导向的新型教育投资体制,切实建立起民族教育投资的分摊机制。

关键词  教育发展 基础教育 投资体制 家庭教育投资

In Terms of Territory of Nationality Elementary Education, the Family Invests in Insufficient Cause and Expands the Investment Countermeasure

Li Zhong-bin

AbstractTerritory of nationality elementary education health has developed propping up being unable to be separated from family investment , the article has analyzed insufficient cause of current territory of nationality home education investment , has brought forward the ability expanding the consumption educating home education to supply , strengthening , has structured the new model system for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taking employment , estate as guiding , has built up natio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s conscientiously to share mechanism.

Keywords: Education developselementary education; investment system; home education investment

Li Zhong-bin: Prof, College of Economy, SCUFN, Wuhan 430074.

民族教育投资和其他投资一样离不开各类投资主体的参与和运作,在投资活动过程中涉及到多个主体,如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涉及到境外投资者。各投资主体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预期的不同,在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机制、利益获取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从整个人才培养和发展民族教育这个视角来看,都取得了一致的价值目标,即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有用人才。对民族教育投资中家庭和个人这两个主体而言,由于固有的特殊性,即除个人在职学习外,个人的教育投资往往是由家庭来承担的,同时二者的投资目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故在分析的时候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一、民族地区家庭及个人教育投资不足的原因分析

1.家庭收入的硬约束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总体上滞后于其他地区,表现为经济总量小,产业结构单一,产品市场份额不大,人们的收入来源受到限制。根据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2000~2004年,西部12省区市GRP(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比东部11省市低12.3个百分点,比各地区平均水平低7.3个百分点。种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势必导致全国经济总量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所占比重将趋于下降,东西部地区间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1999 年,西部12省区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额的比重为 17.5%,2004 年降为16.9%,比1999年降低了0.6个百分点,比1995年降低了1.3个百分点 。从人均GRP相对差距来看,自“九五”时期以来,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一直在趋于扩大。2003年,西部与东部地区间人均GRP相对差距为 61.8%,与各地区平均水平之间的相对差距为41.1%,分别比1999年扩大1.9个百分点。

在此,我们用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发展前10名的数据与发达地区作一简单比较,从中可以看到差距是何等的悬殊。

表1  排名前10位的自治州与全国5个发达地级市情况比较

 

年末总人口(万人)

GDP(亿元)

人均GDP(元/人)

第二产业GDP(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人)

地方财政总收入(亿元)

苏州

598.9

3450

57992

2268

1555

625

5077344

15944

7503

219.6*

无锡

447.2

2350

52825

1354

1114

579

2182444

13588

7115

355

东莞

649*

1155

36214

641

428

389

6451800

20526

12002

259

佛山

350.9

1654

47500

959

565

542

2169000

16045

7086

293

宁波

552.7

2158

38904

1230

1096

596

2611300

15882

7018

288

延边

217.7

194

8903

87.6

82.6

80.1

57249

9109

2458

11.6

巴音郭楞

114.8

229

19620

145

143

43.6

5524

8000

3386

11

昌吉

165

212

12910

90.2

64.3

46

112080

5971

2733

17.5

伊犁

414.6

319

7555

103

120

71.7

31208

7328

4328

10.9

博尔塔拉

45.2

39

8554

8.4

11.2

8.1

55383

11138

3904

2.6

海西

36

100

24712

67.2

70.3

15.7

 

7899

2120

4.5

红河

404.3

250

6206

140

107

57.1

41256

9238

1807

23.6

大理

338.3

201

5970

65

63.7

52.7

3619

8758

2091

13.3

楚雄

256.2

162

6351

73

56.4

43

6305

8639

2022

11.5

凉山

424.3

251

5903

89

96.9

74.8

2377

6905

2156

11.5

30州合计

5420

3125

5766

1263

1429

847

 

 7403

 1869

186

资料来源:根据2005年各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东莞人口是由其总人口162万加上外来人口487万组成。苏州的财政收入是其地方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没有包括中央预算财政收入,不是其地方财政的总收入。

    30个自治州的情况与比较发达的苏州相比,30个自治州总人口是苏州的9倍多,但二者的GDP总量相当,更准确地说30个自治州的GDP总量低于苏州的GDP,自治州的人均GDP是苏州的9.94%;自治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苏州的46.43%,是东莞的36.07%,最高的东莞是最低的玉树的4.55倍;自治州农村人均纯收入,是苏州的24.91%,是东莞的15.57%,东莞是甘孜的10.34倍;30个自治州的财政总收入不及苏州的一半(见表1)。从以上几个简单的指标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一结论:30个自治州的整体经济实力不及以上所列的5个发达地级市的任何一方。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课题组完成的《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紧迫性、思路与建议》报告,在约7500万农村贫困人口中,有80%分布在中西部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其中西部约占49%(3701万人)。我国目前贫富差距悬殊,2005年基尼系数为0.458,已超过国际警戒线(0.43)标准。从横向看,西部农民生活在贫困群体的最底层,西部农民人均收入只有西部城市居民的27.3%,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75%,全国人均收入的21,7%。如果与东部地区比较,差距更为显著。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东部农民的50.7%,为东部城市居民的20%。据四川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介绍,当前,全省农村年人均收入低于668元的特困人口(即绝对贫困人口)有209万人,约占全国的8%;年人均收入低于924元(即年人均收入在668—924元之间的人口)的相对贫困人口还有517万,约占全国相对贫困人口总数的10.4%。该省剑阁县的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据该县调查,全县有绝对贫困人口3.06万户10.56万人,相对贫困人口4.01万户15.37万人,两项合计为25.93万人,占全县60万农村人口的43%。

数字是枯燥无味的,但数字已无情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西部民族地区的家庭收入极其有限,一个家庭一年的收入很难供养孩子读书,更何况大都一个家庭还不止一个孩子。

我们同样以排名靠前的1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数据来说明(见图1)。30个自治州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7403元,最高的东莞20526元是最低玉树4512元的4.55倍;自治州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为1869元,最高的东莞是最低甘孜1161元的10.34倍。苏州等5个发达地级市的农村居民收入均超过了6000元的全面小康水平,而少数民族农村居民,其收入还没有达到(1991年提出的2000年达到总体小康标准)2200元的水平。

图1 排名前10位的自治州与发达地区5城市农民年均纯收入比较

再以西藏自治区为例,2004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实现可支配收入9106.07元,比上年增长1.8%;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861元,增长10.1%(如图2)。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5.6%、64.0%。如此高的恩格尔系数,说明人们还处在贫困与温饱之间,家庭教育投资受到收入的约束。

数据来源:1995-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2 西藏居民人均收入  (元)

    概而言之,贫困问题是制约民族地区教育投资的最大约束。一项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调查很有代表性:据粗略估算,美姑县至少还有约一半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到2004年底,仍有62506的人口没有越过温饱线。对于贫困人口来说,教育费用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是压在肩上的沉重的负担。2004年,四川省开始实施“一费制”,这样,对于乡镇的孩子来说,每生每学年需要交180-220元,其中,杂费60-100元,课本费75元,作业本费15元,信息技术教育费30元;对于在村小就读的孩子来说,每生每学年需要交170-210元,其中杂费50-90元;就读于城镇中学的初中学生,每生每学年需要交285-345元,其中,杂费70-130元,课本费155元,作业本费20元,信息技术教育费40元。除了这些费用外,还存在其他的收费项目,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住宿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2005年,四川省开始实施“两免一补”,免除一部分贫困生的书本费和杂费,这并不意味着一部分贫困生不用交钱读书了,他们仍然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看起来并不多,可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了,多数家庭认为难以承受。

2.教育投资的迟效性

个人从接受教育服务到能够为家庭、为自己做出实际贡献之前,要在一个长时期内持续地、不间断地付出大量的人力劳动和资本投入。因而极易使包括私人在内的各教育投资主体,对一切“凡属与眼前和切身利益无明显关系的教育、学术研究都不加重视或予以蔑视排斥,轻视文化知识和教育的价值和效用”。前面说过,家庭及个人投资教育的收益是动态的、长期的,它不像短期投资那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这种投资的迟效性容易使人半途而废。

3.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教育收益失衡

家庭在进行教育消费决策时总是要掂量一下教育投资究竟能增进多少家庭收益。而客观现实是,家庭个别成员在未来阶段取得的教育收益很少作用于家庭其它成员,很难为其他成员所分享。这一事实与部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中仍然顽固存在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和愚昧婚俗相结合,往往成为决定男童而非女童成为受教育者的重要因素。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者,儿子接受教育,可以光宗耀祖,也不至于使教育收益外流,而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女儿接受教育无异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男女教育机会不均等,造成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中女童入学率、巩固率的长期低落。例如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1990年对全县瑶族学龄女童入学情况调查的结果表明:全县部份瑶族女童在各年级该民族中所占比例分别为一年级32%,二年级38%,三年级15.8%,四年级2.2%,五年级4.2%。

正是家庭教育投资这种重男轻女的价值取向,使得我国文盲居高不下,而文盲中女性的比例则相当大。目前全球共有约8亿文盲,主要分布在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巴西、尼日利亚、埃及等国家。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文盲总数高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印度。中国90%的文盲分布在农村,一半文盲在西部地区。西藏、青海、贵州、甘肃、云南、宁夏、新疆、内蒙古、陕西等10个省区的人口总数占全国的15%,而文盲数却占全国的50%。中国文盲中七成是女性。在农村,女童的辍学现象尤为严重。

4.接受教育的间接费用高

教育的间接费用是影响教育消费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孩子的年龄到了能够为家庭经济收入出力的时候,就产生了教育消费的间接费用。经济越是贫困、生产劳作方式和家庭收入的增进越是依存于人力数量、教育供给越是低效从而教育消费效用越低的地区,教育消费的间接费用即机会成本就越高。在显性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双重作用下,许多家庭都面临孩子读书还是辍学的艰难选择,在贫困的家庭,辍学往往成了首选。

5.升学转化概率低

我国独特的户籍制度将人群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大社会群体,并赋予非农业人口以各种优惠的待遇和权利,使城市人口形成了职业、身份、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感,也使取得非农业人口、成为城里人一直构成乡村社区人口接受教育的强大动力。因为农业人口无论以何种途径转化为非农业人口都必须以该个体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的知识和接受一定级别的教育为条件的。而在舆论和周围人群的价值取向中、升学转化对个人而言,仍是其中的最佳途径,那些以“打工仔”、“打工妹”身份在城市社区工作生活的农民,充其量是准城市公民,他们的物质待遇、精神状态以及与城市社区居民的融合程度,与通过升学转化进入城市的农民家庭的子女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然而,现行制度下,能够实现升学转化的只是考上中专、大学的农业人口。那些成功地完成了中小学普通教育的农业人口,则并不能实现这一转化从而不具有在城市社区现代部门进行广泛的就业选择的权利,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必须回乡村社区就业。

少数民族贫困乡村由于农村工业化、商品化程度低,现代经济活动量少,职业单一,人口就业选择只能集中于传统第一产业。而当地传统产业中世代亘古不变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需传统技能的掌握,在当地文化素养普遍偏低的家长们看来,并不需要接受教育或接受很多教育为条件。事实上,由于现行教育供给与当地社会需求间存在距离和矛盾,回乡就业的知识青年非但没能发挥生力军的作用。相反,他们的生存还必须依存于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从目不识丁的父辈兄长那里重新学习和掌握那些传统技能。这一现象为家长们的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使许多感到升学无望的家长更有理由在严格的升学考试面前知难而退,早早让孩子弃学回家。

下面是笔者2006年7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巫头村开展调研的一个实例。江平镇是京族聚居地,该镇的巫头村共367户,总人口1737人,男性926人,女性811人。16岁以下296人,16—25岁152人,25—50岁652人,50—60岁321人,60岁以上316人。村内设有小学2座,小学入学率为100%,初中入学率为90%。 高中学历310人,占总人口17.8%; 大学学历50人,占总人口2.88%。村内主要产业是捕捞,海产品加工,养殖及边贸业等。我们随机调查了19户京族家庭,对其受教育情况作了统计(见表2),从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大多数人只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便早早回家了。

表2   巫头村19户家庭受教育情况               单位:人

年龄

学历

5—15

16—30

30以上

合计

文盲

0

0

1

1

小学

12

1

27

40

初中

5

12

16

33

高中

0

2

4

6

中专

0

3

0

3

大学

0

2

0

2

合计

17

20

48

85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2006年7月对巫头村19户家庭(5岁以上共85人)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整理而得。

6.民族地区老、少、边、山的区位限制

这一地理因素和居住特点在增加民族教育供给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教育需求。它使学生花费在往返路途上的时间长,减少了学习时间,降低了学习效果;家长得担心孩子的安全,而接送孩子上下学既费时又费力;采取寄宿制办法,家长为此又要多承担一笔开支,且对年仅七、八岁的孩童,也是勉为其难的事。如我们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时看到,这里山大人稀,交通不便,孩子上学十分困难,很大一部分学生步行上学,一天得来回走几十里,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7.非教育制度内的社会经济信号和刺激

教育制度内的社会经济信号和刺激,“在很大程度决定整个私人对教育需求的数量、结构和方向”。按照经济学的一般推论,我国是人力资本供给严重缺乏的国家,人力质量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要素,这本来应该表示一个人受教育年限越长,就越可能获得一份稳定而收入更高的职业;市场竞争机制又提供了私人对教育需求的压力机制,因而应该形成大量的刺激私人需求的信号。然而,由于体制正处在转轨过程中,还没能建立起对各类劳动力价值及其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的评价体系和分配机制,教育的个人收益递减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在经济生活正从旧的有序到无序、再从无序到新的有序的时期,最容易产生管理的“真空”和陷入经济上的“道德无政府”状态,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并不是靠诚实劳动所得,而是通过各种“寻租”行为、吃回扣、偷逃国税、蒙骗消费者取得“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实现的。这些社会现象传递的信号和刺激都会极大地降低个人和家庭的教育消费需求。

二、扩大家庭教育投资的对策

1.改善基础教育供给结构,扩大教育供给,满足西部地区群众教育投资需求。

民族教育供给结构与需求的不相一致是导致供需失衡的原因之一。要使二者达到一致性,从长期动态考察,教育投资的作用最为积极。其主要原因,一是结构调整需要成本,并且我们认为这个成本是巨量的,单靠民族地区自身的财力是远远解决不了的;二是教育供给结构调整要在动态中调整,不断调整的过程需要支付大量的成本,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就是交易费用很大,这个成本同样需要持续的投入来消化;三是要满足需求方对供给结构的适应,也即要培养更多有技能的人,培养费用也是巨大的。因此,要实现由结构调整引致的教育需求的满足,必须有增量的教育投入,舍此别无他路。

2切实增加西部地区家庭收入,提高教育消费的支付能力。

民族教育供给与需求的失衡部分原因还在于需求不足,提高家庭和个人的教育消费能力是刺激教育需求的有效手段。个人对教育的消费,教育价格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即我们的定价水平对需求的影响甚大。根据供需原理,一种商品的价格越低其消费量越大,也就是价格和消费量成反比。依此原理,用学费这一“教育价格”进行调节是重要的调节方式之一。教育是一种商品学费是教育的价格学费由教育供求形成反过来又调节教育供求。学费与教育供求呈现反方向变动学费上升教育需求减少教育供给增加反之学费下降教育需求增加教育供给减少。学费的降低甚至价格为零,从另一个方向提高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教育的价格需求弹性就会很大。不过要注意的是,利用需求这种调节方式对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调节功能是不同的,要区别对待。在新的教育投资体制下,国家承担了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投资,其学费近似于零。尽管如此,作为家庭和个人还是要承担一定的学习费用的,可以理解为是接受教育的一种价格,这一价格同样对人们的教育消费或需求产生不同的刺激效果,如果过高,则人们将减少对教育的需求,所以,政府调节的重点是通过加大投入,对民族地区接受义务教育的家庭和个人给予较大力度的补贴,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把这一价格降为零

今后政府对民族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包,免除一切教育费用,条件成熟时给农村孩子每人发放生活补助。也许有人会问,国家哪有这么多钱来全包?我认为解决起来并不难,一是按国家现有的财力,对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孩子埋单是不成问题的。二是我们换一种思路,即把民族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当成是整个基础建设的一部分,把基础建设投入的资金拿出一部分来投资于民族地区农村教育,这个问题就更加容易解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5年以来,中国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以及120个自治县(旗)中的83个自治县(旗)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还有3个自治州参照享受中国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西部地区陆续新开工60个重大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约850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要解决上述问题,拿出总投资的1个百分点足矣。

3.采取以就业、产业为导向的教育投资体制,提升人们对教育投资的预期,使基础教育投资获得理想的收益。

以就业为导向,就是要让教育投资最终通过学生的充分就业及其就业收入来促进民族教育的良性发展,提高民族教育投资效率。就当前的情况而言,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困难,供给大于需求,出现了就业率的下降和就业后报酬的下降,使很多人对读大学后能否实现其家庭和个人的预期产生了怀疑。而人们让孩子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孩子能有份好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当这个出口一旦出现梗阻,它向后波及的就是基础教育,直接影响人们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当前的实际是,学生初中毕业后很多人不再选择接受高一级的教育而是在家务农或外出打工,而这又直接威胁到高等教育的生存。如果此循环不破,双向影响带来的后果便十分严重。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设计民族教育投资制度的时候便要充分考虑到这个因素,疏通就业渠道,激活上游投资。 正如云南省临沧地区教育局罗开华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需求问题简析”一文中所说,政府应当正视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像实行农产品保护价一样,对农村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至少要保障农村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率不低于平均水平。实际上,相对于庞大的农村人口而言,农村大中专毕业生的比例是很小的,提高他们的就业率,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于刺激农村教育需求,重新唤起广大农村家长和中小学生的期望,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

如何建立起以就业为导向的民族教育投资体制?第一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实现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大致均衡;第二是在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阶段,实行与地方产业发展相联系的人才培养方案,让这一部分人即使未接受高等教育也能从事有较高技能要求的职业,能直接为地方、家庭和个人带来收入。第三,建立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流动,通过流动使得报酬平均化,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对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我国东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仅源自资金、管理要素的不平等,而且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技术要素的不平等。因此,国家要打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存在的东西分割局面,建立全国范围的劳动力市场。今后还应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劳动力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身份的平等,普及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提高基本素质,使西部民族地区城乡居民能够平等参与全国统一市场就业,以此扩大西部城乡劳动力输出力度,增加西部民族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如此一来,投资的重点仍然要放在基础教育阶段,因为培养技能型的人才需要更大的投入。政府应在具有竞争性的高等教育阶段减少投资,将这部分减少的投资集中用于民族地区的基础教育,通过两头的作用来打通整个通道,实现良性互动。

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归根结蒂应该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服务,让各类人才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变成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人力资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应的对接平台,那就是和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培养和投入机制。如果我们培养的人才与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实际脱节,一方面使人才感到学非所用,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是投资的浪费,因为人才的增量不能给民族地区带来应有的边际收益。

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总体上看是第一产业所占份额大,第二、第三产业还很落后。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可以说是处于饱和状态的,只不过是具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过少。第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较少,同样也存在素质不高的问题。鉴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首先要把发展二、三产业特别是能够带动大量人口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二、三产业作为解决居民收入的重要环节来抓;其次,西部地区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劳动力价格在世界上具有竞争优势,只有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非公有制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才能打通城镇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通道。为此,学校培养人才的目标指向就要随之转变,其投资的重点也要随之转变。那就是要为民族地区培养更多的第二、第三产业,包括高科技产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和高素质的技术工人。

基于此,政府和其他主体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投资,除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投资外,民族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远程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投资要随之跟上,积极发展民族地区各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解决好培养的人与产业脱节的问题。正规教育是人力资本增加的主要途径,职业教育或“在干中学”则为另一个重要途径。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投资主体和受益主体在很大程度能够有机统一,因为农村的职业教育主要是进行各种农业生产技能培训或其他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关的技能培训,而这种技能是可以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这种教育由于其受益在农村,能够直接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因此农民也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但是我国民族地区的农村,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职业教育机会,或者提供的职业教育不切合实际。发展职业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在另一种意义上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那些接受了相关技能培训的人在农村从事一些与农村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

4.对西部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充分发挥各类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实行合理的教育经费分摊机制,把教育发展和家庭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制度安排时,既要发挥政府投资的主导作用,同时要给其他投资主体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实现其投资的预期目标。这种制度安排不在于选择谁是赢家,而在于选择不同的重点领域,做到“有进有退”。如此,在政府和其他主体投资的客观效果上是不存在明显界限的,或者说二者是连续的或补充的,因为各自的投资均产生了大量的正外部性,均推动了民族教育的发展。所不同的是,在某些领域,如基础教育阶段,社会其他主体参与、介入的积极性不高,在有的领域如教育培训、中、高等教育领域的投资则十分积极,这与他们的投资动机相关。因此,为了实现双赢的结果,政府应逐步减少对中、高等教育的投资,把更多的投资机会留给社会其他主体,相反,此时政府则要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把主要的资金和资源用于基础教育。如此制度安排就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不仅符合投资各方的利益,也符合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