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贸易流通与商品经济发展

 

李忠斌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长期以来,各民族间平等相处,相互沟通,取长补短,协作支持,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祖国边疆的繁荣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了进一步贯彻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战略方针,进一步搞好民族团结,切实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搞上去,我们有必要了解和研究少数民族经济中的贸易流通和商品经济发展问题。

 

第一节  民族贸易

 

一、民族贸易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1、民族贸易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的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是商品流通过程,其全过程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组成的统一体。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而流通正处于从生产到消费的中间环节,是商品生产的枢纽和桥梁。中间环节流通不畅,则运转不灵,生产就不能平衡协调地发展。时至今日,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农牧业区,其商品交换基本上仍是简单的小商品交换,而一些落后地区,物交换仍作为简单商品交换的补充而存在,这与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是不相适应的。

  民族贸易,就是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在民族地区的实践,是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形式。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工作。民族贸易这一特殊的形式,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是我国所独创的。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贸易正以其特有的形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民族贸易的特殊性

  民族贸易与历史上任何民族间的商品交换相比,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在旧中国,民族间的商品交换,主要是在不同民族的统治者之间进行的,大宗交易都为官商所操纵,其目的是剥削和掠夺少数民族人民的劳动和财富。新中国的民族贸易,代表着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把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富强,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我国少数民族众多,目前有55个,人口已达8000多万,加上这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消费特点以及流通形式、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少数民族对民族贸易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也就决定了民族贸易不同于其它贸易形式的特殊性。

  (1)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决定了民族贸易的特殊性

  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分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大多居住在山区、高寒地区及边疆地区,这就决定了民族贸易的面广,活动半径大,难度大,从东南到西北,从东北到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地区都离不开民族贸易这种特殊的贸易形式。

  我国绝大多数陆地边境和部分沿海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如藏族、俄罗斯族等),大多数信仰同一宗教,并且在历史上就有经济文化联系。还有数十万少数民族人口侨居国外(如藏族、苗族、瑶族等),因而也形成了与周边国家的边境民族贸易,开展边民互市和民间的友好往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丰富边疆各族人民的生活。譬如,我国西藏的日喀则地区和阿里地区,同泥泊尔、不丹、锡金等国家之间的边境贸易十分活跃,从这些国家进口粮食要比从国内其它地区调入划算,解决了西藏部分地区粮食不足的问题。

  (2)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点决定了民族贸易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分散,地广人稀,决定了民族贸易的特殊性。全国民族自治地方面积60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62.8%,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104人,而有的民族自治地方仅为19.3人,西藏、新疆、青海等省(自治区)不过12人。这就要求民族贸易在品种、规格、贸易网点的设置、贸易形式、商品的储存等方面采取特殊的措施。

  其次,山高路远,沙漠戈壁,交通不便,也决定了民族贸易的特殊性。解放初,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铁路、公路很少,后来虽有所发展,但与一般地区相比较仍然是十分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铁路通车里程每平方公里仅有.002公里稍多一点,仅为铁路发达省.008公里的四分之一。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公路通车里程每平方公里只有.04公里,也为一般公路发达省.15公里的四分之一。特别是在边远山区、牧区的交通仍十分困难,运输工具极其落后简陋,主要靠马帮、牦牛、骆驼、拉拉车等运输,仍是“山间响马帮来”的原始落后的运输方式,在山大人稀的山区,人们还没有从肩挑背负中解脱出来,背篓成了主要的运输工具。

  由于少数民族居住分散,地广人稀,加上交通不便,运输工具落后,导致农牧民卖难买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也给民族贸易部门的购销活动带来极大的困难。运输线长,周转环节多,以致商品损耗大,费用高,特别是鲜活商品的运输更是如此。这就要求民族贸易部门要采取特殊措施搞好贸易网点的合理布局,改善贸易设施,采取灵活多样的贸易形式多渠道进行,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

  (3)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特点决定了民族贸易的特殊性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山区。例如云南省近4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中,山区就占了94%,在山区100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便有700万,也就是说,全省1032万少数民族中,居住在山区的占将近70%。在山地民族中,农业生产仍然是维系其生产生活的重要方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农业人口占了91%,是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业县,那里的民族贸易活动主要是围绕农业生产而展开。林业也是山地民族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的森林面积占全国森林面积的41.5%,木材蓄积量占全国木材蓄积量的49.7%,我国最大的林区,包括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是少数民族世代从事林业、狩猎的地方。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是“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方,全州宜林面积2176亩,占了总面积的60%,占全省山林面积的八分之一,林业成了这些民族自治地方的主要优势产业。除此而外,山区民族地区还有丰富的矿产、化工、轻工资源,广西有色金属蕴藏量大,被称为“有色金属之乡”;贵州的煤、磷、铝矿早已闻名全国,被称为“资源富翁”。然而,在未开采之前,这些资源只能是潜在而闲置的资源,开发之后才能形成产品、商品,这些商品要拿出去和别人交换,进入市场,方能变商品优势为经济优势,这同样离不开民族贸易。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山区经济和山区贸易的问题。

  我们再看看牧区的生产情况。少数民族聚居的牧区(有110个县、旗)和半农半牧区(147个县、旗)的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面积的89.6%,全国五大牧区,内蒙、新疆、西藏、青海、川甘地区,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牲畜头数占全国牲畜总头数的30%以上。但由于基本上是靠天养畜,因而与畜牧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草原面积单位的载畜量及其提供肉、乳、毛、皮等畜产品率,都要相差若干倍。如新西兰是世界上著名的肉类、乳制品、羊毛的出口国,占出口总值的70%左右。牧区民族贸易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发展牧区的商品经济服务,民族贸易在牧区也是个牧区贸易问题。

  (4)少数民族地区的消费特点决定了民族贸易的特殊性

  生产决定消费,生产的单一性,决定着消费的单一性;生产的低水平决定着消费的低水平,反之亦然。以牧业为主的藏、蒙古、哈萨克等民族,吃、穿、用、住几乎全部直接仰赖于牛羊的肉、毛、皮;以渔业为主的鄂伦春、赫哲等民族,吃、穿、用住也几乎直接仰赖于狍子或鱼的肉、皮;即使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如部分藏族、土家族等,也不过依靠青稞、杂粮来维持生活,甚至有的至今仍停留在只用盐巴、辣椒和土豆佐食的低水平,“稻谷加稻草,大米加辣椒”。这种生产与生活互为依赖的状况,虽为世传积习或者是受客观自然条件的限制,但这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固定模式。实际上,只要提高商品率,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调整产业结构,人们就可以从单一的消费结构转向多样化的消费结构,从消费的低水平提高到消费的较高水平,这是历史的必然。

  少数民族地区的消费结构也是很不合理的。少数民族的消费结构中,生存资料占的比重大,而在生存资料中又是吃的比例较大。以湘西自治州为例,8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129元中,吃的部分占支出总额的83%,计119.1元;穿戴开支只占消费总额的6.3%左右,人均9元多;家庭必备消费品开支只占消费总额的4.3%;人平住房开支只占年度消费开支总额的5.5%,人均只有8元;其它方面如子女的学费,只占年度消费总额的0.8%,人均只有1.1元。要使少数民族群众的这种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从根本上改观,还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完成。作为服务于少数民族生产和生活的民族贸易,在以购促产,引导消费方面需要做很多的事情,而且能够发挥积极的关键性的作用。

  少数民族的消费,还有个民族性的问题。也就是由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对一些商品有着独特的爱好和需求,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关系到民族的心理状态。因此,组织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成为民族贸易的一项专门任务。

  (5)少数民族地区的流通特点决定了民族贸易的特殊性

  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单一生产和商品率不高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地区所需的工业品只能主要靠内地调入。这种单向流通大大超过对流的结构,只调入不调出,即使调出,也是农副土特产和一些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和工业品的高价格所形成的“剪刀差”仍然难以消除,形成一种不合理的流通二元结构,不仅影响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不利于从根本上扭转依赖国家补贴的局面,给国家造成财力上的困难。民族贸易要在这种变“输血”型经济为“造血”型经济过程中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西藏自治区,国营商业系统在自治区内的购进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也就是说,90%以上的消费品、工业品是从内地调入的,而本地输出更是微乎其微,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也造成企业大面积亏损。民族贸易正是在这种结构转变中起着特殊的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曾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1】民族贸易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做好民族贸易必须从民族特点、地理特点和经济特点出发,采取有别于一般商业的特殊政策措施,促进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

 

  3、民族贸易的长期性

  民族贸易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和繁荣,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长期而艰巨的。民族贸易的长期性,主要基于以下认识:

  (1)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商业与民族同时产生,并起着民族间的中介人作用。

  民族学家摩尔根认为,民族共同体是从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恩格斯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有三个过渡,即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过渡。经典作家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大致轮廓。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的形成和商业的产生,都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多次社会大分工所引起并演变而来的。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其低下,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丰富,除解决温饱外,只有极小一部分剩余劳动产品用来交换,产生了最早的以物易物的物交换原始形态。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领域的不断拓展,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单元,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这个阶段,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同时,由于用作交换的物品是剩余产品,这时产品就成为商品,使得部落之间的偶然交换变成经常交换成为可能,物交换也发展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随着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便出现了直接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又促使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于是发生了商业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这时城市的出现,使城市和乡村分离,作为城乡中介人的商业,便存在于社会的缝隙之中。

  三次社会大分工对交换形态的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关系,如下表:

 

  产品之间偶然的物交换(原始社会末)                                  氏族、胞族、部落

  以货币为媒介的经常性商品交换(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部落联盟

  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商品交换(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商业成为独立的社会行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                                   民族

 

  从简单商品交换到扩大商品交换再到一般商品交换形态最后到商业的产生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形成的过程。

  民族的形成如同阶级、国家的形成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消亡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2】因而,伴随民族形成而产生的商业的消亡也不是一下子就消亡的事情,同样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民族贸易将在民族的进步繁荣过程中肩负着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作为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平等重要一环的民族贸易,必将长期存在下去。

  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全国先进地区相比,呈现“滞后”态势,与先进地区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拉越大。少数民族地区内部经济建设在许多方面的发展也不平衡,相当一部分地方贫困面较大,各民族群众的生活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正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这一根本性的原因,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充分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应有权利,因而在客观上就与先进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要消除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发展,真正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要发展商品经济,就离不开民族贸易这根杠杆,它在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渠道的作用。

  从全国经济发展总的形势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呈加速发展势头,西部民族地区虽有起步增长,但后劲明显不足。加上在近一段时期内,国家无力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资金上有过多的投入,丰富的资源得不到最大化的效益。从长远的发展态势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诱人的资源必将成为投资的重点。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要把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民族贸易都是先行军和执行者,并肩负着对内对外的双重使命,并且一直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始终,因而必将长期存在。

 

  4、民族贸易的地位与作用

  民族贸易在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它具有双重的身份,既是商业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民族工作的一部分。

  (1)民族贸易是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流通不可能脱离全国的商品流通而独立存在,它与全国的商品流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全国商品流通系统的一个有序运转的子系统。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依赖少数民族地区市场的民族贸易就必然同全国统一市场发生多方面、多内容的联系。所以说,民族贸易工作开展的好坏,成效的大小,都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商业工作,既能推动全国的商业工作,也可能拉全国商业工作的后腿,关系甚大。

  (2)民族贸易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部分。我国民族工作的重心是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搞好民族团结。民族工作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的发展程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民族贸易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搞好民族贸易,把民族地区的产品推向全国市场乃至世界市场,把产品变为货币;同时把外地的先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输入到少数民族地区,满足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就能使少数民族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就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的团结,建立平等、互助、团结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搞好民族贸易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第一,大力发展民族贸易,对建立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体系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产品商品率低,而有的产品却因流通渠道不畅而严重积压,库存容量有限,加重库存负担,产品不能进入流通领域,无法变成货币收入,抑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生产。贸易不发达,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机制难以启动,市场发育缓慢,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不相适应。因而,大力发展民族贸易,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发育,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工农业生产的稳步发展,这一职能作用是其它任何环节所无法替代的。

  第二,大力发展民族贸易,把少数民族地区推向世界经济大舞台,有利于少数民族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的有机结合。少数民族地区有丰富的地产品资源,有些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与世界经济体系存在一个严重的断层,久居深山无人知,宝贵的财富白白流失。大力发展民族贸易,把民族特点浓郁的资源、产品介绍给世界人民,架起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不仅能大量创汇,也是民族文化获得生机的契机。我国贵州苗族的蜡染工艺走向世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民族贸易的大力发展,加强了与周边国家间的贸易往来,边境贸易必将有个大的发展。民族贸易的有效开展,有利于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发展民族地区的三资企业,开拓创汇渠道,武装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企业,壮大经济实力,提高社会生产力。

  第三,大力发展民族贸易,对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有重大意义。从当前的情况看,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产过程中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基本上都是由农户独立完成的,服务范围有限,服务质量不高。发展民族贸易,少数民族群众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药、农机以及劳动产品的购销等服务就可以一条龙完成。少数民族群众生活中所需的日用工业品亦可以得到满足,引导少数民族群众的消费,改善消费结构,提高生活质量。

  第四,大力发展民族贸易,对于搞好民族团结,加强各民族间的友好协作,巩固边防,实现安定团结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我们民族工作的好坏说到底是看那里的群众生活水平的高低,没有经济的坚强后盾,说一千道一万都是一句空话。大力发展民族贸易,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能安定人心,增强凝聚力和吸引力,才能稳定边疆,巩固国防,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和大协作。

 

二、民族贸易的组织和管理

 

  1、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经营

  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是民族贸易的特殊性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民族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组织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仍然是民族贸易所担负的重大任务。

  民族特需商品是指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历史发展不同和自然条件差异而形成的,具有本民族人民习俗特点以及特殊需要、特殊爱好的商品。

  (1)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需求特点

  在历史发展的漫漫长河中,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和所处地理自然条件的差异,不仅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就是同一民族的内部,对商品也各有其独特的爱好和传统的需求。

  首先,各少数民族的特需商品,一般来说,都反映着本民族不同的历史痕迹和社会生产方式。比如我国的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等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在生产工具中,他们普遍需要的是羊毛刷子、羊毛剪子、奶盆、剪毛机、牛奶分离器、猎枪等。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少数民族中,除了朝鲜、回、满、壮等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上,大体与当地汉族相同以外,其它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他们很少使用铁制农具,有的用“木杆点种”(如、傈僳族)或“牛脚踩田”(如黎族);有的用木犁、木锄,有的用“二牛抬杠”(如藏族)的办法犁地,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很低,“种一大坡,收一小锅”的情况很普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购买力的提高,各族人民迫切要求增加铁制农具或新式生产工具,各地民族贸易部门组织了试销与推广,受到广大农牧民的欢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哪一个民族,生产工具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过去有的,现在没有了;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各民族所使用的工具会越来越现代化和更加复杂多样。

  其次,各少数民族对特需商品的需要,也反映着本民族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

  我国少数民族自古以勤劳勇敢而著称,他们性格粗犷,感情豪放,热情好客,往往在衣食住行和文化生活等方面,表现了一个民族的风尚和志趣。他们有着独特的审美观念,往往以一种特殊的装饰作为本民族的象征,特别是妇女有各式各样的打扮,成为简单地识别民族成份的一个标志。少数民族的饮食,有以杂粮或大米为主的,有以肉类、乳酪为主的,又比较普遍地嗜好茶、烟、酒。在居住方面,有住窝棚、草房的,有住木楼、竹楼的,也有住蒙古包、帐蓬的。在交通运输方面,有用马驮的,也有用木轮车拉的,在有的山区还有用背篓背的,等等。

  在文化生活方面,少数民族群众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芦 、铜鼓、长鼓、笛子、马头琴、二胡等。在装饰品的需要上也是多种多样,头饰、领饰、手饰等。苗族、侗族妇女就喜欢佩戴锁、项链、手镯、耳环等饰物。

  再次,各少数民族对特需商品的需要,与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分不开。回、维吾尔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信仰喇嘛教;傣、崩龙、阿昌等民族信仰小乘佛教;苗、彝等民族信仰基督教。由于宗教的原因,对商品有其不同的要求,也有其不同的禁忌。“哈达”在藏族和部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中,它不仅是一种宗教用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交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礼品。念珠(佛珠)一般是喇嘛在祈祷时使用的,平时还可以用来算账或当装饰品。在民族宗教禁忌方面,如回、维吾尔、哈萨克等不吃猪肉;藏族人民不吃蹄类兽肉,大部分地区没有吃飞禽和鱼虾的习惯;崩龙族人民不杀牲、不喝酒等。这些都是民族贸易机构在供货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以免在民族团结上造成不良的影响。  (2)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

  为了满足各族人民的需要,党和国家把发展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民族特需商品以集体、小厂、手工生产为主,品种多批量小,地区性强,调剂差。针对这一情况,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宜采取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原则;当地产量不足或花色品种不全的,通过地区协作进行调剂。属于跨省市、自治区供应的主要品种,1983年开始,每年由中央有关部门协同地方统一安排82种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属于部分地区生产,同一民族需要的品种,组织产区和销区固定协作关系,定点定量供应。

  在原材料紧缺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不被挤掉,国家对棉纱、生丝、皮毛、黄金、白银以及其它有色金属等重要原材料,每年都拨出一定数量的专项指标,专料专用。

  为了改变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布局不合理的状况,1973年国家拨出专项投资,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基地。从1974年至今,在呼和浩特、兰州、西宁、成都、昆明、拉萨、湘西、延吉、海拉尔等12个城市建成生产用品的企业1800多个,品种1200余种,年产值4亿元以上。与此同时,继续发挥沿海城市的作用,积极生产少数民族地区暂无条件生产的品种,保证了各族人民的需要。

(3)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组织好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一直是民族贸易的一项特殊而重要的任务。早在1956年,商业部就责成有关省、自治区提出民族特需商品目录,作为必备的商品,以求在经营品种上得到保证。

  自1962年以来,把供应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划分为三类:特需商品、照顾商品和一般商品。对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针对当时“左”的错误,提出了“发展、维持、代替、淘汰”的经营原则。这个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对生产、生活必须的商品,要积极地发展生产和组织供应,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②、由于风俗习惯而需要的商品,应维持其生产和供应,满足各民族群众对这些商品的需要。

  ③、使用习惯已经改变,可由新产品来代替的,只要各族群众没有意见,就不再恢复生产和供应,用新产品取而代之,并做到新产品的正常供给。

  ④、不利于生产,有损于各族群众身心健康的,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后,予以淘汰,不再组织生产和供应,但绝不能采取粗暴的办法简单从事,要慎重进行。

  为了尊重杂居、散居在全国城乡一两千万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满足他们生活上的不同需要,商业部门分别情况对他们在平时特别是逢年过节所需的大米、植物油、牛羊肉予以照顾供应。对于禁吃猪肉的民族所需的副食品列为清真食品,规定在加工、储存、运输和销售各个环节上,都必须与一般食品严格分开。为了方便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就餐和购买食品,在城市普遍设置有回民饭馆和部分清真糕点铺或清真食品专柜,并对有关商品专柜和食品标以“清真”字样,以便识别。

 

  2、民族贸易中价格、资金、利润的三项照顾政策

  (1)保护边远民族地区群众利益的价格政策

  为了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远地区与内地农副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民族贸易部门在打开农牧土特产品销路和保证主要工业品供应的同时,采取了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交换比价日趋合理,保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从1952年起,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的一些重要商品实行多种形式的价格补贴:

  一是价内的保护价格。即对一部分主要农副产品实行最低保护价,一部分主要工业品(盐、油、茶)实行最高限价。经营部门可将正常的商品进价加费用、税金计算的合理成本保护价之间的差额部分,作为政策性亏损,由国家补贴。

  二是价外的运费补贴。把运费列入省、自治区财政计划,下达到县财政,由县级经营部门在上缴利润中核减。

  三是在全国提高某些农产品价格或降低某些工业品价格时,对边远少数民族和贫困山区多提多降,以示照顾。

  (2)民族企业自有资金的照顾政策

  国家为了保证经济条件困难的民族贸易企业也能积累资金,以求发展壮大,1952年规定,民贸零售企业的自有资金80%由国家财政拨给,20%由银行贷款解决。1963年又规定,民贸批发企业的自有资金50%由国家财政拨给,50%由银行贷款解决。自有资金由财政拨给的比例大大高于一般地区的国营商业(一般地区批发企业自有资金为7%左右)。西藏自治区商业自有资金不限,由国家财政直接下达。

  中国人民银行81年规定,对民贸企业的贷款月息为3.3‰,而一般地区国营商业的贷款月息为6‰。

  (3)民贸企业利润留成的照顾政策

  国家为了照顾有特殊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早在1951年,允许国营贸易企业“赔钱补贴”。1952年对民贸企业又实行了“不赚不赔,有赚有赔,以赚补赔”的原则,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民贸企业利润的分配上解上,1952年国家规定企业利润全部自留。1963年利润留成比例为20%,大大高于一般地区国营商业3%左右的利润留成比例。1980年,一般地区国营商业利润留成提高到19.3%,而民贸企业则提高到50%。

 

  3、少数民族地区商业机构的设置与管理

  (1)国营商业机构的设置及经营形式

  在少数民族地区,国营商业机构到底如何设置和布局才算合理?四十年的历史证明,少数民族地区国营商业机构的设置与布局要考虑到地理条件和经济状况,采取小型、综合、分散、流动的布局原则,才能做到既布局合理,减轻损失,又满足了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

  少数民族地区国营商业机构的设置应采取“一揽子”、粗一些,再细一些的形式逐级下伸。“一揽子”的民族贸易公司,是少数民族地区最初的普遍形式,1956年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一是国营专业公司以粗为主普遍下伸,与民族贸易公司同样对待;二是原来的民族贸易公司大都改为经营民族特需商品为主,兼营其它工业品为辅;三是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县(旗)、州(盟)乃至省(自治区)所在地,特设民族用品商店或民族用品专柜;四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城乡分工的规定,县城以上由国营商业负责,县城以下由农村供销合作社负责。  “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左”的影响十分严重,基本上撤销了民族贸易机构,国营专业机构齐头下伸,形成“肉”、“皮”、“骨头”三家分工收购的局面,经营效果差,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商品流通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国营商业机构作了些调整,经济较发达的县,专业公司的设置细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县,专业公司设置就粗一些,贫困县只设一个“一揽子”的民族贸易公司,这是符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

  (2)供销合作社的设置及经营

  几十年来,供销合作社一直与民族贸易公司分担着从县到农牧区的购销任务,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流通的一条重要渠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了供销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性质,在一些地区新成立了县联社,逐步形成了农村供销、加工、储运、技术服务的一条龙服务体系。历史证明,供销社既购又销,综合服务,群众性、民主性和灵活性都优于民族贸易公司。

  (3)大力发展私营商业和个体商业

  在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萌芽迟缓,耻于经商,没有形成商品交换市场,没有本民族的商人,加上以往“左”的思潮的严重干扰,排斥私营商业和个体商业,民族地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始终不活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商业和个体商业是社会主义商业的有益补充,经营品种齐全,经营方式灵活,履盖面广,对于沟通城乡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应给予政策上的鼓。现在发达地区的群众流入少数民族地区,搞服装加工经营、饮食、美容美发、长途贩运等为少数民族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有些从来不从事商业活动的民族有了自己的第一代商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4)大力加强民族地区边境贸易机构的建设

  边境贸易,是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同邻国地方贸易机构或边境城镇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特殊形式。在我国陆境边境线上,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边境贸易日益活跃。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和时机,加强边境贸易机构的自身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国营、私营、民间贸易三管齐下,把民族地区建成我国对外贸易的窗口。

  (5)恢复利用集市、庙会和民族节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紧紧结合在一起,既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又弘扬了灿烂的民族文化。

  我国少数民族节日众多,庙会频繁,节日期间参加人数之众,场面之壮观是空前的。节日期间举行一定的交易活动和国内外贸易往来,可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例如,1991年内蒙古的那大慕大会,迎来中外宾客数万人,贸易、技术成交额逾十亿元,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4、民族地区商品流通的经济效益评价

  经济效益是指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中,劳动占用、劳动耗费同劳动成果的比较。公式表示为:

 

        劳动成果-劳动耗费

  经济效益=   ×100%

          劳动耗费

 

  若投入大于产出,所费大于所得,经济效益为负数,这就是企业的亏损。所以,只有相反,才是人们所追求的预期目标。

  商品流通是经过它的媒介商业,从事商品的收购、调运、储存和销售等活动,实现商品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转移。商业的购销活动虽然不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不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但它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它在组织商品流通过程中,同样要占用和消耗一定的社会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来保证流通领域中商品价值的实现。

  所谓商品流通的经济效益是指商业在媒介商品交换过程的劳动耗费同劳动有用效果的比较。也就是商业部门一方面把商品从生产者手中转到消费者手中,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满足社会需要,这就是商品流通的劳动有效性。另一方面却又要以尽可能少的资金占用,尽量少的劳动耗费(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也就是尽量少的流通费用,取得较多的劳动效果,也包括取得合理的利润。

  民族地区商品流通的经济效益综合评价,主要参考以下指标:①是商品销售额;②劳动效率;③资金利用率;④流通费用率;⑤商业利润率;⑥满足社会的需要程度。要扭转民族贸易企业经济效益不佳的情形,最主要的就是要树立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改革挖潜,加大科技力度,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满足少数民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三、民族贸易经济体制改革

 

  1、民族贸易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民族贸易的开展,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对外开放过程中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掉的。但民族贸易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民贸商业企业普遍存在效益低下,亏损运转,自身资本积累困难,有的甚至是举债经营,举步维艰。以前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那就是民族贸易商业企业亏损无所谓,一律属政策性亏损,国家给予补贴,经营好坏无关大局。这样,一些民贸商业企业几十年如一日地运转,不思改革,企业缺少活力,不仅自身效益不佳,也给国家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

  第二,民贸商业企业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出现流通梗阻,完成任务困难。一些企业资金靠上拨,商品等上面调,货源等上面找,亏损靠上面填,成为名符其实的坐商,一些季节性极强的商品,不能按时供应,一些鲜活商品无法及时收购调出,很多业务被其它部门所取代。

  第三,民贸商业机构设置和布局不合理,体现不出主渠道的作用。有的民族地区只在县城设民族贸易公司,二级三级经销站未能向下延伸,而有的民族自治县根本不设民族贸易机构,民族贸易商业企业主渠道作用难以体现。

  第四,政策性的照顾和补贴是必要的,但长此以往,失去政策优越性的效应,竞争机制难以建立,无法适应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民贸商业企业经营效果的好坏优劣,要在市场竞争中体现,如果一味依赖照顾,势必削弱竞争的势头,民贸商业企业的作用必将受到抑制,民贸商业企业的优越性得不到体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必须看到,民族贸易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首先,民族贸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需要。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民族地区的生产力还很落后,还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民族贸易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对外的渠道和窗口首先受到改革的震动。如果不改革现有的民族贸易经济体制,紧闭的山门仍难以启开,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不能与外面的优势有机整合,贫穷与落后的面貌就很难改变。改革开放,必将把民族贸易推向国际国内经济大舞台,去接受商品经济的洗礼与锤打,最终变得更有生机与活力。

  其次,民族贸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质产品更加丰富,产业结构得到有效调整,产品的商品率逐步提高,人们的思维观念也在日益变化,这就要求民族贸易这个流通渠道把门开得更大,把道拓得更宽。如果还是几十年的老样,一步一趋,民族贸易就会只剩下一个空壳。比如近几年少数民族地区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有的县一年柑桔产量就有100多万担,本地消化困难,如果不把流通搞活,损失是十分巨大的,这一市场风险系数,民族贸易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去降低。

  第三,民族贸易经济体制改革是民族贸易本身的客观要求。从民族贸易商业企业的一般考察来看,很大一部分民族贸易商业企业效益不高,人浮于事,经营面窄,流动服务差,信息不灵,购销梗阻,如果不采取果断的措施,来个大的动作进行改革,民族贸易商业企业就会路越走越窄,在商品经济的海洋中落伍于人,在竞争中无立身之地。

 

  2、民族贸易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

  以上我们简要地论证了民族贸易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到底如何改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下面我们谈谈民族贸易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致思路。

  (1)首先要破除“农牧为本,耻于经商”的传统观念,破除封闭狭隘的“山沟意识”,使民族贸易工作的开展有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

  我国的少数民族经济绝大多数脱胎于农牧经济,衣食住行依赖于农牧业,即使偶尔为之的交换也多以农产品和皮毛山货为主。加之在历史的物交换中,多受外地商人盘剥,在他们的意识中打下了“无商不奸”的沉重烙印,倘若自己为商,则感到无地自容。少数民族多生活在边远偏僻之地,与外界联系甚少,信息十分闭塞,既不知山外需要何物,也不知自己所需何物。更兼备“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固执,民族间的交往、物资间的流通困难重重。因而,少数民族地区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首要的问题是破除“农牧为主,耻于经商”的传统观念,树立商品经济的全新观念,敞开山门迎四海宾客,同时,搞好民族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一个发展民族贸易的良好内部环境。

  (2)要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布局和规划民族贸易的发展。  从民族贸易的实践看,关键是要建立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批发市场、商品零售市场和土特产品收购市场。

  少数民族地区商品批发市场指少数民族地区各类型批发的民族贸易机构的总称。只有合理布局商品批发市场,才能以更少的流转环节,更快的流转速度,更省的流通费用实现商品的流通。在建立少数民族地区商品批发市场时,要考虑到交通条件、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形成的经济区域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等条件来进行合理的布局,并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少数民族地区商品零售市场分为两个系统:城市商品零售市场和农村商品零售市场。城市商品零售市场,必须从城市的整体出发,根据具体的城市的客流、居民、机关、企业的分布特点合理布局。一要注意市场的空间分布,二要注意市场的分工协作,提高经营效益和服务质量。

  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在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社会购买力较弱,因而商品零售市场的分布应以小规模、经营中低档为主,经营分工不宜过细,以城镇为中心,向周围农村扩散。

  农副土特产品是少数民族农村、牧区人民的重要商品,是现金的重要来源,也是国家所需要的重要物资。设置合理的农牧副土特产品收购市场,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民及时地出售手中的农牧土特产品,及时为国家输送这些物资。

  (3)改革民族贸易的管理体制,以适应开放、搞活,振兴民族经济的需要。  民族贸易管理体制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特殊政策的照顾使部分人产生严重的依赖思想,等靠要十分突出,经营好坏一个样。同时,统得过死,经营方式单一,无法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要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参与国内经济大循环,在价格、税收、结算上与全国同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税收、利润留成等方面享受一定的照顾,但在财政上不能一包到底,学会自己走路。

  (4)民族贸易业务的多样化,为少数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民族贸易的业务开展,除了一般的商品购销外,还应该进行商品经济基本知识的宣传,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商品意识,豉劢他们进入流通领域,使人的素质有个真正的提高,为民族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第二节  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生产和经营

 

一、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

 

  1、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1)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描述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一论断,是我们党在总结国内国际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地位、作用作出的新的概括,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化的结果,是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的。

  在人类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是自然经济,这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这里,每一个生产单位(如原始社会的氏族,农民小生产者的家庭,奴隶主封建主的庄园)生产着自己需要的一切东西,各个生产单位之间没有或很少有经济往来。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产生了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生产者之间通过等价交换实现经济联系的经济主体的社会中必然采取的经济形式。由于存在社会分工,生产者之间才需要互相交换产品;由于存在不同经济利益的主体,决定了这种交换必须采取买卖的方式,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

  商品经济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市场范围的扩大和产业革命的完成,商品生产才获得了普遍的发展,商品经济才取自然经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制度不排斥商品经济,相反,社会主义制度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肥沃的土壤,商品经济将会有大的发展。

  商品经济使社会生产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与自然经济不同,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供自己消费,而是为了进行交换。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生产,不受自身消费水平的制约。同时,交换还把不同地区、不同生产领域的产品汇集在市场上供人们自由选购,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唤起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反作用于生产,促使生产规模扩大,品种增加,质量提高,于是市场进一步扩大,物质产品更加丰富,新的需求不断产生。需要的发展对生产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动力。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各个商品生产者生产条件不同,经营管理水平不同,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不同,技术水平亦有高低,他们生产同一种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是不同的。但商品在市场上不是按个别劳动时间而是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交换的,那些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生产者出售商品后,就能获取较多的利润,反之,就不能盈利,甚至亏本。在这种情况下,各商品生产者就围绕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和推销产品展开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从而推动商品经济的进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马克思说:“在商品世界中,发达的分工是作为前提存在的。”【3】然而。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以社会分工为前提,它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的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发挥个人、企业、地区在技术、资源和经济等方面的优势,降低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正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  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地域界限,促进了市场的扩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生产日益朝着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方向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产品卷入交换的漩涡,从而打破了封闭的地域疆界,促进了市场的扩大。

  以上分析说明,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能够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扩大和加深人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逾越某个历史阶段进入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却不能逾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进入产品经济阶段,这是被历史和现实所证实了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社会发育参差不齐,“长期地陷在发展缓慢的状态中”。【4】全国解放前夕,有部分民族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有的民族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有的处于奴隶制度阶段,而有的民族尚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全国解放后,这些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各民族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这是一次质的飞跃。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少数民族地区可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的低级形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十分落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而,尽管各民族都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但彼此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不是在同一平面上,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距离。为了赶上汉族地区的发展水平,没有什么别的捷径可走,唯一之路就是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离开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想一步进入产品经济阶段,是不切实际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再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是少数民族地区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工农业生产呈加速发展趋势,交通运输条件有了实质性的改观,商品经济也从萌芽走向增长阶段,文化教育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少数民族地区,且这个差距越来越大。1952年到80年代末,东部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增长了4.0和3.6个百分点,而中部分别减少了3.7和3个百分点,西部分别减少了0.3和0.6个百分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例越来越低,形成了资源富饶与经济贫困的强烈反差。要填补这个差距,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形成少数民族经济高速发展与资源极大丰富相称的经济新格局。

  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还需要下大力气,还需要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发展商品经济是重要条件。如果我们不消除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不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各少数民族不但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进入先进民族行列,同时已经获得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也有变成徒具虚名的危险。在现阶段,要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等待观望都是不行的,必然的选择就是奋起直追,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用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高效益赶超发达地区,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大发展。

  要改革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重要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增强自身的财力物力,提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方式推动或制约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停留在“刀耕火种”,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落后农业生产阶段,生产工具的变革十分缓慢,劳动效率低下。少数民族地区工业生产虽有很大发展,但现代化装备的企业仍是凤毛鳞角,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的机器设备,能耗高,损坏大,产品没有竞争力,甚至还有一部分作坊式的工厂,靠人工劳作。二是市场发育不全。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数量不多,没有形成规模,墟场仍是主要的交换场所。没有市场就谈不上流通,更谈不上对外经济交往。三是商品经济观念滞后。很多少数民族没有经商的历史,对商品经济很陌生,在思想上认为“经商可耻”,宁可呆在家里,也不去经商。“惜售思想”也十分严重,更谈不上什么风险意识,竞争意识,富裕观念,形成不了本民族的商人队伍。“贱役轻商”的观念桎梏了人们几千年,不彻底砸碎,就不可能有商品经济的新生和市场经济的繁荣。四是消费方式落后。有的民族有肉大家吃,有酒大家喝,一年的财富吃光喝光。有的民族是“吃在酒上,穿在银上,用在鬼上”,铺张浪费严重,没有聚集财富的意识,只能进行简单的劳动再生产,有的甚至连温饱都无法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五是教育的落后,人才奇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受教育的机会少,文盲半文盲充斥,技术人才,经商能人更是少得可怜,发展商品经济缺少领头雁,没有带头人,商品经济难以起步。六是基础设施薄弱,社会分推资本严重不足,导致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通讯不发达,投资软硬环境差,资本生根难。这些落后的生产力状况若不尽快改变,势必影响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对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和全国的经济建设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改革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不遗余力地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积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资金,增强自身发展的活力和后劲,为经济腾飞蓄积力量,舍此别无他法。

  (3)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优势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都比较丰富,为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丰富的资源,一方面给少数民族的劳动者直接进行商品生产、开发各种矿产资源提供了劳动对象,为少数民族商品经济的起步提供了切实的依托;另一方面给民族地区吸引外部生产要素的输入提供了条件。国家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制定了优惠的政策措施以及少数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优秀文化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强劲优势。

  优势之一: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矿产资源丰富。在已探明的矿产中,稀土、钾盐储量占全国97%,煤炭储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据预测资料,全国垂深1500米以上的煤炭资源量为32000亿吨,新疆、内蒙古的煤炭资源量都超过5000亿吨,甘肃、宁夏、贵州各在1000亿吨以上。贵州省煤炭的储量很大,人称“西南煤海”。新疆的石油资源得天独厚,开发前景广阔。云南已探明的矿产有130余种,铅、锌储量居全国第一,锡居全国第二,有“有色金属之乡”之美称。广西已探明矿产90余种,锰矿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居全国之首。其它矿产如锰、铝、镁、铍、钽、硼、泵等在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相当的储藏量。

  第二,水力资源丰富。据初步统计,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全国水力资源蕴藏量的52.5%。我国西部地区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自治区),雅鲁藏布江的水能理论蕴藏量仅次于长江;流经云、贵、广西三省的南、北盘江和红水河,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极高。西北地区的黄河上游,也是水力资源的“富矿”。解放后,国家在这里修建了刘家峡等五个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00多万千瓦,年发电量155亿多度。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河流纵横,极便开发,修建了众多的小水电站。

  第三,林业资源丰富。据统计,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森林面积占全国森林面积的41.6%,森林蓄积量占全国森林蓄积量50.7%。如广西有森林面积5400多万亩,贵州有森林面积3800多万亩,是全国重要的杉木产区之一。云南向称“植物王国”,种类多达1万种以上。西藏是我国重要的天然林区之一,森林面积310万公顷,自然森林蓄藏量为6.1亿立方米,占全国第五位。

  第四,农、畜产品资源丰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小麦、豆类等;主要经济作物为甘蔗、烟草、茶叶、花生、麻等;热带、亚热带水果亦十分丰富。畜产品资源也十分丰富,全国五大牧区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新疆的羊皮、羊毛驰名全国;内蒙古的绵羊、三河马、三河牛也是全国闻名的;广西白色的矮马,已进入国际市场。

  第五,土特产资源和水产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地区土特产的资源十分丰富,如广西的八角、桂皮、罗汉果等土特产和三七、蛤蚧等名贵中药材。云南的天麻、麝香,贵州的生漆、桐油、杜仲,西藏的虫草、贝母、雪莲,宁夏的“五宝”,内蒙古的猴头、发菜、牛黄等都十分丰富,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民族地区水产资源亦十分丰富,广西南濒北部湾,是我国著名的大渔场,鱼产品十分丰富。西藏高原湖泊众多,鱼产丰富。新疆有大小天然湖泊水面700多万亩,水库水面80万亩,是发展渔业的好地方。

  第六,旅游资源丰富。少数民族地区独具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是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如海南黎族腹地的五指山旅游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张家界风景区,云南的热带丛林风光,广西的桂林山水等在世界上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开发前景大有可为。

  优势之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的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是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强大政策优势,用好、用活、用足这些优惠政策即能产生巨大的政策效应。

  政策也是一种资源,好的政策能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利,亦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主权,并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区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同时,国家还要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各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民族区域自治法》还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这些优惠的政策无疑给少数民族经济的腾飞插上了坚硬的翅膀,目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的重要任务仍然是如何用好用活用足这些优惠政策,把国家给的优惠政策与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一条适合民族地区特点的商品经济发展之路。

  优势之三: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发展商品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我们一直利用不够,宣传不力,致使这一宝贵资源长期闲置。从现在的情况看,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寻找民族文化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合点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大胆尝试,批文化与经济结合的热点得以有效利用,开展了诸如“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以及以人文资源为背景的旅游热线的开发等的积极尝试,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新疆举办了“葡萄节”,广西举办了“荔枝节”,内蒙古举办的“那大慕大会”等都是融文化、经贸为一体的大型活动,文化特色浓厚,客商云集,贸易额有的达十亿多元。今后要在文化热点上大胆开发,形成传统,形成优势,使之成为推动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强劲优势。

 

  2、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由贫穷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它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一,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础和关键。九十年代我国的民族工作的重点仍然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团结问题。经济是基础,经济搞不好,文化、教育等其它问题就无从谈起。因此,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搞上去是最根本的一条,离开经济问题谈别的方面,就是本末倒置。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5】只有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才有搞好民族地区一切工作的基础,才能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

  第二,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内容。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让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继续落后下去,就势必拖我国“四化”建设的后腿。在长达2万公里的我国边境线上,基本上是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既是沟通友好邻邦的通道,也是国防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只有大力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工农业生产,搞好商品经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思想觉悟,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才有牢固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才能把祖国的边疆建成铁壁铜墙,各族人民才能充分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6】没有少数民族群众的参与,没有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优势得以有效利用,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有力途径。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占有极大的优势,但开发不力,被长期闲置,没有把资源优势形成产品优势、经济优势,“端着金饭碗守穷”。要实现这一优势的转换,唯一的办法就是调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切有利因素,调动民族地区多层次的经济力量,发挥多种不同经济主体的积极性,集中优势力量发展商品经济,对自然资源进行深度开发,迅速形成自己的商品优势,占领国内外市场,把不同分布,不同数量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把各族群众引导到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注重自己的产品和质量,通过与外界进行商品的等价交换,学习商品经济的ABC,既开阔了视野,也使经商技巧更加成熟,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增强财富积累意识,把剩余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提高。

  第四,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内外的广泛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内对外开放。

  改革与开放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就要求打破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经济格局,破除落后的封闭意识、“山沟意识”,不断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的交换,实现自身经济的平衡发展。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只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才能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产品打入国内市场,并吸收国内发达地区的先进设备、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形成动力,实现国内优势与少数民族地区优势的有机结合。其二,只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才能增强对外贸易实力,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换取经济发展所需的外汇,也才能吸引外资,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在民族地区开办企业,经营贸易,拓宽对外贸易渠道。第三,只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才能加强各兄弟民族间的联系与协作,实现优势互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五,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必由之路。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最后消除。而在经济上,通过发展商品经济,促进各民族间的商品交换,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重要途径。以往的做法是靠国家资金的大量投入,无偿支援,事实上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长此以往,助长了少数民族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而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产品的调拨上,过份强调少数民族地区作贡献,忽视了价值规律,挫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这此都无助于消除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只有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变“输血”为“造血”,增强自身的活力。把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摆正位置,做到借助外援而不依赖外援,才是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正途。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与发达地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方面日趋一致,各民族间共同性越来越多,差异性越来越少,最终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

 

二、商品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

 

  1、商品经济发展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个链条上有一个薄弱点,那就是民族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形成制。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就必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是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经济和教育是民族繁荣发达缺一不可的两个轮子。但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经济这个基础应该先行,否则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就无发展的依托,那只能是空谈而已。

  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虽有长足的进步,但总的说来仍然十分落后,主要表现在:一是基础教育差。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和合格率比较低,新的文盲半文盲不断出现。据资料统计,青海6个自治州平均小学入学率只有60%,广西的河池地区,10个县712岁的儿童,入学率不到50%,五年巩固率只有25%,小学合格率为21%。二是职业教育薄弱。职业学校不仅数量少,而且普遍存在无人牵头管理,资金匮乏,师资不足,教学设备简陋,无试验场地,专业老化等问题,生源受到影响,质量不高。三是教育结构不合理。有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根据实际人才需求方向和层次出发,盲目攀比,学校升格,而学校教学力量又不具备,学生难以分配,形成经济与教育的严重脱节。四是教学条件普遍差,危房四伏,实验设备空白,体育器材少得可怜,有的连厕所都无力修缮,严重影响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充分调动少数民族地区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走发展商品经济之路,基础打牢了,资金雄厚了,教育就能有更多的投入,社会才有能力也才愿意投资兴学,社会对人才也才有更多的渴求。教育事业发展了,经济向高层次前进才有希望和后劲。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旦应用于生产实践,就成为强大的生产力。科技的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但我们同样要正视的是,科学技术的发达,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同样离不开经济这块基石。不能设想,在一个贫困、落后、文盲充斥的国度科学技术会迅猛发展。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科技事业的发展速度是瞩目的。到80年代中期,少数民族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已达132万人,占全国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5%,每万名少数民族在业人员中,有专业技术人员399人,每万少数民族人口中,有专业技术人员196人。但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落后也是客观的事实:一是科技力量薄弱。如内蒙古牧区每1.1万头牲畜才有一名兽医,每2万头牲畜才有一名技术员。广西河池地区,每万农业人口,才有农业技术人员5.13人,而且是递远递减。二是科技队伍素质不高。贵州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2.6以上,但在全省专业技术干部中,少数民族只占14.4%,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只占中级以上职称的1%。三是科技队伍外流严重,补充不足,形成“输出增长型短缺”和“输入减少型短缺”并存的局面。四是广大群众和一些干部科技意识不强,科技素质不高,缺乏学科学、用科学的内在动力,认为科技的投入没有物质、资金的投入来得快,科技成果难以固化和推广。

  只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才能刺激人们对科技的需求冲动,提高商品的科技含量,才能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科技产业的发展步伐,形成以科技为支柱的商品经济产业群落,也才能稳定现有科技队伍,吸引外地科技人才。

 

  2、商品经济发展加速少数民族自身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是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在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自身的现代化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加速少数民族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也就是加快少数民族自身现代化的进程。少数民族自身现代化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在社会发展中,人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人口数量的多寡,人口密度的大小,人口增长的快慢,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它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无疑会起着促进或延缓的作用,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状况,一个基本特点是,人数少,占的地方大。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只占全国总人数的7%多,而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面积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3%。解放后,我国实现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少数民族人口显著增加。从1953年的3532万人增加到8000多万人。但是,在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出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新的矛盾,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过高,经济发展所增加的收入和增长的粮食,相当大的部分被迫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削弱了少数民族地区资金的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人口的增长和迁入人口的失控,超过土地和自然的承载能力,导致自然再生产能力的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生存环境受到威胁。同时,人口的增长过快,使少数民族地区面临就学和就业人口的强大压力,家庭负担加重,不仅文盲在增加,失业和隐性失业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既要做到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又要克服人口失控所带来的危机,根本的办法在于加速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既要增加人口数量,也要提高人口质量。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能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提供生活所需的各种食物、衣料,医药保健和文化教育事业才有发展的基础,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形成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的发展模式,少数民族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也就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其次是少数民族社会观念的变革。我国少数民族,由于所处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在其形成的传统文化中,就会有更多的落后的观念是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相碰撞、相冲突的。变革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传统观念,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人的素质,从经济意义上说,是指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素质,而这种素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的观念所决定的。

  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观念,是在长期原始农业和传统农业中形成的,其本质中排斥商品经济。这些传统观念主要有:①浓厚的自给自足思想,万事不求人,害怕与外界交往;②重农轻轻 ;③安贫认命,满于现状,缺乏创业冲动和风险意识;④平均主义,吃大锅饭;⑤缺乏时间观念、效益观念;⑥型的消费习惯等。这些观念根深蒂固,至今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与发展商品经济是格格不入的。

  少数民族观念的变革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发展商品经济入手,正确分析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中的积极因素,为发展商品经济服务。同时,发展商品经济,输入科学技术,改变产业结构,增加群众收入,有利于促进人们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观念的转变。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一部分人进入流通领域,把市场引伸到发达地区和城市,开阔眼界,这部分人的思想能最快转变,并产生一定范围的示范效应。发展商品经济,扩大对外开放与交流,一些传统落后的观念定被扬弃,被现代的商品经济观念所代替。

  第三,少数民族群众的参政议政能力。解放后,各民族翻身做了主人,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权利,但参政议政的能力不是平等到来的,它同样受到经济的制约,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参政议政能力,惟有发展商品经济,使人获得全面的成长,这对于少数民族自身现代化的实现至关重要。

 

三、少数民族商品经济的类型和形式

 

  1、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的类型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哪里的经济飞速发展,那里的商品经济就发达,也就是说,商品经济愈发达经济发展就愈迅猛。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增强综合国力,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冲破自然经济的束缚,实现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这一转换,需要更长的时间,遇到更大的困难。列宁说:“经济政治上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7】解放前,我国各少数民族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有的还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经济发展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加之多处边远地区,区位条件差,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投资环境差,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生产自给自足,用于交换的产品比重不大,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产品更是少得可怜。而一些传统固有落后的东西,如耻于经商的观念,读书无用的思想残余,消极落后的生活方式等仍根深蒂固,阻碍着他们利用商品经济方式去发展生产,摆脱贫困。在这样的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呈现出多元结构,有多种层次,多种类型。

  商品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我们说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就必须根据各个民族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商品经济。如果脱离了客观实际,一味强调同步走,采取单一的发展模式,在工作中是要受到挫折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从各少数民族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以及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进行考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总体上存在以下几种类型:

  (1)商品经济的初级形态。我国一部分少数民族长期进行着自我封闭的自给型生产,生产产品主要满足自身消费的需要,随着与外界联系的日益广泛,部分产品被卷进商品经济中来与市场发生联系。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将沿着两个边缘发展:一是受市场影响的半自给生产。这种生产主要是邻近的商品市场起着影响和引导作用,同时,生产的产品有了较多的剩余,外部商业部门和商人的渗透也起着干预作用。市场的供求刺激,使生产者生产更多的产品,品种更丰富,群众自产与自己消费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离。这种生产虽与市场发生联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但生产者的目的总体上不是为了交换增殖,而是为了自己消费的方便。二是作为自然经济补充形式的商品生产。少数民族地区在自然经济的循环圈内,无法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历来就形成了搞农、牧土特产品生产的传统,人们用这些产品换取粮食、布匹、食盐等生活资料。因此,这些地方少数民族群众的专业生产,不以交换增殖为目的,仅以交换为手段,实现生活资料获取最大方便化,以满足自我需要为极限。在这种有限的动力下,生产过程全部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力量和经验,全部经济是与产品市场发生松驰的联系,而不与“要素市场”发生联系。

  (2)简单商品经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和市镇,有不用于自己消费的农副产品生产,不用自产原料而进行的加工生产,以及土木、修理、服务、零售方面的专业经营。处于这一阶段的商品生产,社会化水平不高,生产过程中的专业化协作程度低,规模不大,生产者的目的,虽是为了实现产品的增殖,但同时也是为了满足本地区市场对使用价值的需要。因此,这种商品生产可以与当地的自给半自给生产共存,与简单商品生产相联系,是本地区发育不全的市场体系。

  从少数民族地区现实的经济发展看,一部分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猛,虽有的产品仍然是本民族地区的传统产品,生产规模不大,技术成份含量低,市场半径小,但它已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简单商品经济主要载体,吸纳了少数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资源得到了一定的深度利用,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需要,作用是明显的。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部分群众到集镇、县城开服装加工店、餐馆、理发店等,把赚到的钱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投资于农、牧业,同样内涵有简单商品经济因素。

  (3)发达商品经济。属于这一类型的标志是商品生产专业化,区域化,它的产、供、销自成体系,成为社会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一环,其产品的市场容量取决于生产的延伸度,而这个延伸度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品种、价格等竞争性因素。少数民族地区提出的“走向省外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反映了这种生产追求延伸度、开拓市场的冲动。其生产规模取决于生产单位所企求的规模效应,以及内部管理水平和聚合力。这类商品的生产,与市场的联系粘合度高,要接受市场的挑战,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进入这一商品经济阶段的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对一切产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带动着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农副土特产品率不断提高。农村专业户大量涌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群众的收入也相对稳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加快,工业的比重逐步加大。农村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和优化,市场辐射半径大,小集镇发展迅速,使民族经济全部纳入整个国家的现代商品经济运行体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总之,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规模和速度定有差距,但无论处在哪一个阶段的少数民族地区,经过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都一定能够达到更高一级阶段,最终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大繁荣。

 

  2、少数民族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式

  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差异甚大,在发展商品经济中,应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鼓多种经济形式竞赛。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之外,还要根据自身条件发展不同的经济形式。

  (1)个体家庭经营方式。这是少数民族地区最普遍的适应能力强、参与人数多的一种经济形式。个体家庭经营,只要产品是用于交换,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价值,那就是一种简单的扩大再生产,它比起自给自足的生产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应该支持和鼓的。个体家庭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发展庭院经济和个体家庭式手工业的发展,这部分家庭更注重产品的结构的调整和适度的规模经营,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与市场的联系紧密而频繁,可以与发达的商品经济相联系。

  (2)合作经济形式。这是适合少数民族地区走向社会化生产的形式。合作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几个家庭共同承包开发果园、林场、渔塘,内部协商投入,确定核算办法和分配办法,齐心协力共同搞好开发,求取规模效益。它解决了一家一户无力办到的事,资金的投入也更合理。此外,亦可以是一种松散式的合作,即几个农户仍使用原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原来的商品生产,只是在需要合作的环节进行合作。如灌溉、收割、运输等。另外,在合作经济形式中亦可采用股份制形式,投资的农户都是股东,共同管理好经营项目,利润按股分红。这一形式可以把闲散的资金、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得以合理组合和使用,受益面积更大。

  (3)国营、集体、个人之间的联合经济形式。不同所有制各有其优势,国营经济一般实力较强,资金、技术力量雄厚,管理经验丰富,但它的扩大要受多种限制。个体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经济力量较弱,缺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它经营灵活,产品更新快,周转环节少。集体经济既存在二者的优点,又兼两者的不足,二者联合,可以发挥优势互补。如国营企业与个体联合开发某一产品,国营企业可以发挥资金、技术上的优势,对外联系销售,获取经济信息,生产高精尖产品,个体在获得国营企业一定的资金、技术扶持基础上,为国营企业提供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在对外销售、服务上亦可大显身手。

  (4)私人经济形式。私人经济形式,更适合于民族地区较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容易接受和发展,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私人经营者以本身的劳动创业致富,由个体生产走向雇工经营,同时承担了商品经营的风险和市场的考验,这是加快当地商品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关系的积极行为,应予以肯定,私人经济比重应该加大。

  (5)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形式。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丰富,但开发资金不足,而国家现有财力无法有过多的投入,我们就必须敞开山门,瞄准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合作,把国外生产要素引入少数民族地区,共同开发,共同受益。同时还可以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得到国外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增强了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这种经济形式今后要有大的发展,合作范围,合作形式要有新的拓展。

 

四、发展少数民族商品经济的原则和措施

 

  1、发展少数民族商品经济的原则

  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客观要求。

  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帮助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建立工矿企业,发展商品经济、文化的时候,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帮助他们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加快经济、文化建设的步伐,逐步缩小与先进民族的差距,绝不能忽视和损害当地少数民族的利益。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开发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资源,是加速国家四化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繁荣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物质基础。开发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既符合国家的利益,又符合当地各族人民的利益。但因少数民族地区资金不足,技术、设备力量有限,自己不能开发利用这些自然资源,造福于人民。国家在支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开发利用这些自然资源的时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和少数民族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自主权,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在产品分配、利润、税收、招工等方面,要采取适当措施,使民族自治地方和当地各民族群众得到实际利益。新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1984年5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五十九条和六十二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在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需要。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的收购、上调计划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和生产者的利益,确定合理的上调基数或者购留比例。”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照顾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的时候,应当优先招收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员。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要尊重当地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接受当地自治机关的监督。“上级国家机关非经民族自治地方机关的同意,不得改变民族自治地方所属企业的隶属关系。”在开发资源,建立工矿企业,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过程中,要全面考虑,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不可偏废过极。同时,在开发自然资源时,要有节制,注意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不要使少数民族的利益受到损害,做到既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使国家利益与少数民族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

 

  2、发展少数民族商品经济的措施

  为了加速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建设,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少数民族商品经济的措施。

  (1)制定正确的生产方针。生产方针是四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它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经济结构、发展方向和前途,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计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自然环境复杂,不能照抄照搬,一刀切,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才能制定出符合当地客观实际情况的生产方针。

  (2)搞好科技兴农,科技兴牧。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能够推动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农牧业生产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部门,目前经营管理比较粗放,单位面积产量较低,要使农牧业生产成倍增长,除继续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外,关键要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普及科学知识,大力提倡科学种田,科学养畜。

  (3)发展民族工业,狠抓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周恩来同志说过:“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8】工业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尺。工业发展了,就能带动农业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各少数民族地区要根据当地的条件,积极发展民族工业。同时,对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现有企业的技术装备程度,提高经济效益。

  (4)开发智力,积极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干部,即使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有了现代化的装备,也难以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甚至变成一堆废铁。因此,开发智力,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成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四化建设的燃眉之急。各少数民族地区要扩大智力投资,发展民族教育,组织科研队伍,逐步健全科研体系。

  (5)积极开展经济协作,对口支援,实行对外开放。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大都技术落后,人才、资金都十分缺乏。搞四个现代化,发展少数民族商品经济、文化建设都需要资金、人才和技术。少数民族地区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打破封闭式的经济体系,对口支援,进行商品、资金、技术、人才的交流,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优势,把本地的资源与国内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管理经验和建设资金结合起来,以人之长补已之短,才能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步伐。

  (6)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交通运输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经济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必须同生产的发展相适应,而且还要先行一步。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大都地处边疆、山区,远离城市,交通不便,运费昂贵,有的产品已损害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交通运输已成为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障碍。为了发展商品经济,除积极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以外,少数民族地区还应当准许农牧民兼商,长途贩运,放手发展小商小贩,个体运输。

  (7)重视经济信息。经济信息是工农业生产的阶梯,商品经济竞争的工具,技术突破的钥匙。搞现代化建设,发展商品经济,经济信息不灵无异于是聋子和瞎子。只有掌握了充分可靠的经济信息,才能运筹自如,驾驭形势,进行成功的决策。

  (8)上级国家机关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少数民族地区底子薄,光靠自己的力量,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少数民族经济现代化是有困难的,国家必须“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少数民族加快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民族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9】

  (9)搞好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注意民族特点,搞好民族关系,增进民族团结。有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才能大踏步地前进。“巩固汉族同藏族、维族、蒙族和其他边疆以及内地的各少数民族的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状况,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全党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有统一的认识。”【10】

  (10)转变政府职能,发展市场经济。政府职能的转换是当前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要从单纯的管理型转变为管理服务型,切实发挥政府实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好的政治环境,这也是民族地区政治体制改革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注:

【1】《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3页。

【2】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

【3】《马恩全集》第13卷,第40页。

【4】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6页。

【5】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页。

【6】毛泽东《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时的讲话》,《新华日报》1985年      第7号。

【7】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8】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单行本第21、25页。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24页。

【10】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通知》,转引自《三中全      会以来主要文献汇编》第482至488页。